徽州文化与陶行知的精神成长

徽州文化与陶行知的精神成长陶行知1891—1946是享誉世界的人民教育家，是徽州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他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徽州故乡度过的但他从1908年17岁时去杭州报考广济医学堂后，就结束了在徽州的读书生活，仅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从金陵大学休学半年回徽州一次，作为新选参议会秘书参与了政治活动，并参加了屯溪阳湖余家庄的辛亥革命地方起义从1911年到1946年的35年里，陶行知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徽州然而故乡时时在梦中，1945年8月16日，他在给夫人吴树琴的信中写道“日本是真的投降了，同游黄山之梦大概半年以内可以做到吧”陶行知没有上过黄山，曾在登泰山时感慨万端，“少年生长黄山边足迹未到黄山前三十六峰似曾到，峰峰与结梦中缘”，相信“归老黄山终有日”直至逝世前几个月的1946年3月31日，陶行知还写下《题在渝亲友合照》诗曰“万里长江水，何处觅归舟他乡同作客，一心念溪头头”我们说，尽管陶行知55年的生命历程中，在故乡生活不到20年，但故乡对陶行知的影响是很大的，陶行知对故乡也是十分牵挂的，本文试图对此作点粗浅分析平民意识的孕育陶行知在徽州故乡的生活和求学陶行知小名和尚，学名文浚，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陶行知关心徽州的教育他曾为办在歙县的省立三中举，，，荐贤才献计出力他还重视徽州的女子教育1922年在他和江彤侯、洪范

五、胡晋接、方新等人的积极倡议下，安徽第四女子师范在屯溪隆阜成立陶行知对这所学校尤为关心，推荐了时任上海神州女校教务主任的屯溪湖边人程仲沂担任校长，学校教师尤其是女教师，大部分是通过陶行知的关系在浙江一带礼聘，并由陶行知派专人护送到徽州1923年，为利于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举家从南京迁往北京9月，陶行知独游八达岭，从青龙桥车站一位姓刘的师傅那里得到一块“长城砖”，砖上刻有“中部二字，是明朝万历年间制造的陶行知把这块砖从千里之外带回家乡，送给四女师陶行知在给程仲沂校长的信中说“我想四女师新校舍不久总要建筑，用此砖来点缀点缀，也是千载一时的盛事教育是共和国的保障我们四女师既得万里长城之砖，自能在造就人才、保障共和的路途上进行了”陶行知希望四女师在隆阜开展好平民教育，“叫不识字的隆阜化为识字的隆阜；叫黑暗的隆阜在一定时期之内大放光明”就此还提出了六条建议措施很快，隆阜的平民学校办了起来，年龄最大的学生是一位69岁的老太太，陶行知非常欣慰为解决经费问题，陶行知多方设法，并使南京歙县试馆的所有收入全部用于支持家乡的平民教育陶行知曾在1923年底到安徽省会安庆，他的活动使平民教育大大推进了一步他不仅专门抽时间对徽州同乡讲平民教育，而且与旅芜同乡在芜湖拟定《徽州推行平民教育八条》、给歙县知事汪镜人提建议等等，使素有“山间茅屋书声响”优良传统的徽州，迅速展开平民教育陶行知既关心徽州，也关注安徽，亲自做教育厅长卢绍列的工作，从而使安徽有了许多全国第一省公署第一个开办了省公署平民教育，省教育厅第一个开办了公役平民教育,省高检第一个实施监狱平民教育（犯人读《千字课》），等等在普及教育运动中，陶行知曾专程到安徽推行小先生制，还介绍程本海等六人到全省六个师范学区任辅导员在陶行知的故乡歙县，潜口为农小学、瑶村明农小学、山坑新民小学及罗田、石岗等地小学，都积极宣传实践生活教育当时在王充与方与严长子方怀毅创办的歙县第一工学团，得到了陶行知的直接关心1934年5月，陶行知在上海歙县旅沪同乡会执监联席会上，提议组织了“歙县旅沪同乡会普及歙县教育助成委员会”，并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亲自起草章程筹募基金这一年10月，歙县旅沪同乡会将款汇寄王充，作为开办经费王充工学团很快办得十分红火，属于工学团运动中的佼佼者直到1939年7月改为王充小学，历时将近五年徽州旅外人士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民国初年仅歙县的旅沪人士便达万人以上，陶行知到各地，都注意借助同乡会的力量徽杭公路1933年开通之前，曾经动议过由旅杭、旅沪同乡会牵头民间修筑1925年7月25日，陶行知在上海应旅沪同乡会之邀，抱病参加了一次估计规模不小的会议，就屯溪至昌化公路的修筑发表了意见，认为修这条路意义重大，既可增进商民家庭幸福，又可方便输入文化事业和便利天才学生外出求学为保证成功，陶行知提出了成功必需的“五要素”和“三项措施”，可见他虽然“客旅病疟”，但对此事还是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的后来徽杭公路修筑时，陶行知奔走沪杭间，积极为之筹集资金旅沪同乡会对，陶行知十分敬重1946年4月，陶行知从重庆到达上海，歙县旅沪同乡会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欢迎茶话会在南京，陶行知和安徽旅宁同乡会、旅宁同学会一道筹划，于1923年秋创办了南京安徽公学并担任校长，为安徽在宁学生入学提供了莫大的方便陶行知对徽州的全面进步极为关注1927年，他在“给徽州同乡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界上只有一人民向来安居乐业，真可谓之世外桃源个地方和他类似，这个地方就是瑞士”他希望，徽州全体人民团结起来”，他提出开采全徽的矿产，革新全徽的看他的背景，世农林，发展全徽的交通“建立徽州万年不拔之基”“要振兴全徽的教育，”他呼吁“我们千万不要辜负‘新安大好山水’，我们要把我们一个个的小生命捧出来造成徽州的伟大的新生命”这封公开信，今天读来仍然十分亲切，陶行知爱家乡的桑梓情怀让人感动，陶行知（科学的预言和殷切的期望，正在今天变为现实2014年）徽州歙县城西黄潭源村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陶位朝，字笑山，号槐卿，初通文字，为人老实陶行知祖上本有一些田产，到陶父时只剩一亩一分田；原来在休宁万安镇上还开过一月叫‘亨达官”的酱园店，因营业萧条，陶父已将它顶给一个姓曹的亲戚了陶行知出生时，陶父已在家中务农，他不善农事，田地又少，靠种瓜菜、卖酱油、砍柴禾度日陶母曹翠仇因家境困难，在歙县城内教会办的崇一学堂帮佣，既要负责炊事，又要做清扫等杂差，终日忙碌不停陶行知有一姐一妹，姐宝珠早夭，妹文江美小行知四岁，一道长大这个家庭中还有陶行知年迈的祖母五口之家，生活清贫陶父曾一度谋得万安镇“册书”（管理田赋文书），但不到两年又二次归田，且染上了不良嗜好，家庭经济日益困难陶行知孩童时期就表现出聪颖的天性他常去邻村叶家厅堂游玩，看到对联字画，就用竹条在泥地上描摹到了读书的年纪，陶家却无力交纳学费，幸好有位方庶咸秀才在附近蒙馆教书，喜爱聪明好学的陶行知，愿意免费收为学生这样，六岁的陶行知得到了启蒙教育，方庶咸也由此成为陶行知人生路上的第一位恩师九岁时，陶行知随父来到休宁万安，外婆见其聪明伶俐，把他留下送到吴尔宽先生的经馆伴读，这才正式入学徽州教育素称发达，唐宋以降，书院、社学、私学遍布城乡私学又称私塾，分蒙馆和经馆两级蒙馆专为幼童开蒙，进行启蒙教育，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经常的功课是上书、背书，读一本背一本，到年底则一本一本从头背其次是写字，从描红到临帖，天天要练陶行知后来果然练出了一笔好书法启蒙教育完毕之后便进入经馆，读《五经》“时文”（八股文）这《四书》以及“制艺”时，塾师便要开讲，并教学生对对子，做诗做文名塾师则注重引导学生自学，启发诱导，往往引而不发，使其自思，还提倡质疑问题陶行知聪颖过人，由蒙，馆而经馆，且吴尔宽先生又是前清秀才，所以学得十分扎实能用45分钟将43行《左传》熟读记诵如果说六岁进蒙馆、九岁进经馆时陶行知尚少不更事,难以理解品味生活的艰辛，那么11岁那年随父亲由万安解职二次归田而失学时，好学的陶行知一定遭受了不小的打击父母既无力供陶行知上学，又不忍耽误儿子一辈子，为此托人介绍陶行知到城内程朗斋门下，半工半读继续学业10多岁的孩子每天砍一担柴，挑到城内卖掉再上学，每天往返20读书机会对穷孩子是多么不易，学习尤为刻苦自觉他听说距黄潭源村十五里的小南海航埠头曹家，有一位品学兼优的前清贡生王藻老先生在主持学馆，便慕名前去求习经书，感动了王老先生，免费让其伴读陶行知不辞辛苦，每隔两三天步行去问学如遇先生讲课，懂事的陶行知便静候在厅外,就是雨雪天也是如此人们为此称赞陶行知是“古有里，就这样学完了《四书》《五经》这时的陶行知已深知程门立雪，今有王门立雪”少年陶行知迫于生活不能一心读书，必须经常参加劳动有时替父亲挑瓜、挑柴进城出售，有时到崇一学堂帮母亲挑水、洗菜崇一学堂校长、英国人唐进贤，见陶行知举止端庄、勤奋好学，允他免费入学这样，陶行知15岁那年，跨进了崇一学堂作者由于基础扎实，入学时直接编入二年级，各科成绩很快赶上并超过一般同学，两年后毕业时已名列第一在崇一读书期间，陶行知既学现代科学知识，又不丢古典文学，经常借书抄读他曾向崇一同学汪采白的父亲汪纪修借唐诗选本,在吟诵之中将一部书工工整整地抄完了还书时纪修先生问陶行知唐朝诗人中最推崇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白居易并说多伤时忧国之作；“杜诗沉郁有力，白诗通俗流畅，道出民生疾苦”后来陶行知成了著名诗人，其风格、内容显然是师承杜、白，的1908年春17岁的陶行知乘船赴杭州报考广济医学堂，自此结束了他在故乡的童少年生活，这种平民生活经历已深深烙进了陶行知的记忆，影响着他一生的事业和生活他毕生都在实践着崇一学堂读书时立下的誓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他时刻提醒自己只做“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他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从自己的体验中，陶行知作出结论，幼年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幼年的生活是最重要的生活教育”扬弃创新的选择陶行知受徽州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陶行知历来反对洋化教育，反对传统教育但他同时明确指出统教育也不是反对有的优点”，在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反洋化教育的用意并不是反对外来的知识”，“反传上同样如此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独特的历史文化，构成了一种独有的社会群体意识从教育思想史的角度看，最为突出的有二一是“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良好风气，所谓“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二是“明体达用”“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所谓“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徽州人读书不以“记诵为能”，而以务实为本，使古徽州弹丸之地、闭塞之区，竟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哲学、经学、数学、医学、天文、文字、国画、版画、刻书、治印、戏曲、烹饪、建筑、园艺等诸多领域成派成家、蜚声全国徽州成为藏龙［卜虎之地，“乱世的世外桃源，治世的人才宝库”在徽州，既推崇以士入仕，也不鄙以士营商，这种价值观在讲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确是难得的陶行知从徽州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生于徽州长于徽州，受到生活环境的潜移默化，他的气质中有着徽州文化的明显痕迹，他的思想中贯穿着徽州人务实的精神他重生活又重教育，把教育与生活融而为一，他注重品德修养、躬行践履的良好学风等等，都是徽州人人生哲学的结晶与升华就连他早年信奉王阳明学说，也是与徽州书院的理学遗风一脉相承的古徽州书院发达，最著名的两所为崇朱熹思想的歙县紫阳书院和崇王阳明学说的休宁还古书院，两所书院在明清时期学术思想上对立了一百年陶行知是在休宁读经馆的，而休宁曾是徽州历史上“王学”的中心，还古书院就建在万安古城岩所以青年陶行知信奉王阳明，不能说与他少年时在休宁读书没有关系徽州文化不仅影响了陶行知的气质和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内涵，从而影响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认为中国有“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先秦诸子如老子、孟子、庄子、墨子、孔子、荀子都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发表文字，故有独到的议论”陶行知创造性继承了传统教育的教育内容我国自孔子以来，都把培养智、仁、勇多方面和谐发展的人才，作为教育的目的和内容陶行知对此十分赞赏，他说“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这里他加上“达者不恋”一句，足见他继承中的创造他对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教育格言也十分感兴趣，并加上了“美人不能动”一句，三番五次以此教育学生，同样体现了继承中的创造在《育才学校公约》《育才十二要》中，继承了许多传统道德规范并加以发展，包括重视礼貌，规过劝善，闻过则喜，诚实无欺，自觉守纪等等爱国主义精神更是体现在陶行知的一生中陶行知还创造性地继承了传统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其生活教育“在做中学”著名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其形成来源于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但也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古代的“知行合一”“格物穷理”等学说，被陶行知融入了这一教育原则和方法陶行知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陶行知在总结中国古代“格物穷理”“知行合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把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结论翻转过来，改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命题，再借鉴了杜威的思想，从而创立了“在做中学”的教学原则和方法陶行知还创造性地继承了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教育教学理论，提出了自动、自觉性原则和方法；创造性地继承了“孔子入太庙，每事问”的精神，进一步提出了“每事问”的教学原则和方法，规定每日四问”作为学生的座右铭陶行知突破中国宋明程朱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观念，而给他启示的正是清代朴学大师徽州休宁人戴东原的思想陶行知说“在生活即教育的原则之下，人欲是有地位的，我们不主张以天理来压迫人欲的这里，我们还得与戴东原先生的哲学打通打通他说，理不是欲外之理，不是高高地挂在天空的；欲并不是很坏的东西，而是要有条有理的我们这里主张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顺民之意，把天理与人欲打成一片，并且要和戴东原先生的哲学联合起来”以此陶行知确立了生活教育的“生利主义原则，明确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为生存而发展等人欲所构成的生活与社会，才是我们做学问、下功夫的现实基础陶行知童年、少年在故乡的生活经历，孕育了他强烈的平民意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中贯穿着一条主线——人民应该是生活的主人，应该是教育的主人，也是教育与培养的对象，这与我们传统的重民思想是有联系的从孔子的仁政”，到孟子的“王道”，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陶行知主张“民为贵，人民第一”“到最信仰‘民为贵’的地方去”，这一思想，他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越到后来越加明确而坚定1946年他在《社会大学运动》中说“孔子的大学之道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提议修改几个字，成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陶行知对徽州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创新之时，毕生要做的是“人中人”而不是“人上人”，“人民第一”的思想成为他选择的基本标准眷眷乡情的体现陶行知对徽州发展的关注和支持陶行知1911年在徽州度过半年回到南京继续上学，1913年把全家从黄潭源迁往南京时，陶行知本人也没有州对于这块生养他的土地，陶行知并没有忘怀；对于徽州灿烂的文，化陶行知引以为豪20年代陶行知在北京家中设立的平民读书处就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称为“笑山读书处”，以寄托对1915年去世的父亲的怀念；1928年在晓庄师范建的茅屋住宅，也以祖上在黄潭源建的“五柳堂命名为“五柳村”,重亲情、重传统由此可见一斑他曾给家乡的小朋友回信“我们只问好不好，不问土不土”“我们徽州的土产本来不错，你看朱晦庵、江慎修、戴东原诸位乡先贤，哪一位不是土产”显示出一种对徽州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陶行知在南京办晓庄、在上海办工学团、在香港办补习学校、在重庆办育才和社会大学，他一生的事业都在外地笔者认为，这与陶行知“要让全中国人民都受到教育’的伟大抱负紧密相关陶行知着眼的是“全中国”，徽州毕竟闭塞，要想让自己的理论和实验更好地推广，势必要靠近全国的政治或经济中心，这样有利于扩大影响与此同时，陶行知对徽州桑梓也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