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券商行业市场开放研究：外资进入的影响与应对

一、外资进入券商行业的现状与动因演讲人目录0103外资进入券商行业的现状与动国内券商的应对策略短期守因势、中期转型、长期突围02外资进入对国内券商的多维影响2025券商行业市场开放研究外资进入的影响与应对引言开放浪潮下的券商行业变局2025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进入“深水区”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中介机构，券商行业正迎来外资全面进入的关键节点——从2023年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到2024年允许外资机构在华设立全资子公司，再到2025年明确“全面开放业务范围”，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投行巨头加速布局中国市场高盛、摩根士丹利、野村证券等外资机构已通过合资、独资等方式深耕多年，而瑞银、美银美林等也在2024年底前完成在华业务牌照申请这一变革不仅重塑着中国券商行业的竞争格局，更倒逼行业从“本土深耕”向“国际对标”转型对国内券商而言，外资进入既是“狼来了”的挑战——面临高端人才流失、市场份额被挤压、合规风险上升等压力；更是“破茧成蝶”的机遇——在竞争中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加速业务创新与能力升级，最终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跨越本报告将从外资进入的现状与动因出发，系统分析其对国内券商的多维影响，并结合行业实践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为券商在开放浪潮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提供参考外资进入券商行业的现状与动因政策进程从“有限开放”到“全面准入”中国券商行业的开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遵循“渐进式”路径2002年，瑞银华宝（现瑞银证券）成为首家合资券商，开启外资进入序幕；2018年，证监会宣布“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允许外资控股合资券商；2023年《证券法》修订后，明确“境外机构可以从事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经纪、自营、承销等业务”，为全面开放扫清法律障碍；2024年，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外资机构率先获得独资券商牌照，2025年进一步放开业务范围，标志着开放进入“全领域、全流程”阶段截至2024年底，已有12家外资机构在华设立独资券商，15家完成业务资格备案，业务范围覆盖A股IPO承销、跨境并购重组、资产管理、衍生品交易等核心领域数据显示，2024年外资机构在华券商业务收入达120亿元，较2020年增长3倍，市场份额从不足5%提升至12%，且增速持续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机构布局从“业务试水”到“战略深耕”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策略呈现“差异化”特征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头部机构聚焦“高附加值业务”，如跨境投行、财富管理、对冲基金等；瑞银、野村等则侧重“本土化融合”，通过与国内头部券商合资，快速获取牌照与客户资源例如，高盛在2024年独资成立高盛（中国）证券后，迅速启动“中国特色产业研究计划”，重点覆盖新能源、半导体、消费升级等领域，其跨境IPO项目（如某新能源企业在美股与A股的双重上市）市场份额达25%；摩根士丹利则通过“财富管理+投行”联动模式，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全球资产配置+本土投融资”服务，2024年其在华高净值客户规模突破500亿元此外，外资机构正通过“技术输出”与“生态合作”加速渗透例如，摩根大通与蚂蚁集团合作推出智能投顾平台，利用AI技术优化客户服务；瑞银与腾讯金融科技合作开发数字化交易系统，提升交易效率这些动作不仅强化了外资机构的技术优势，也为其获取年轻客群、拓展业务边界提供了支撑进入动因全球资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外资机构加速进入中国券商行业，本质上是对中国经济韧性与资本市场潜力的长期押注从宏观层面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增速长期高于发达国家，2024年人均GDP突破

1.3万美元，居民财富规模达250万亿元，财富管理需求旺盛；A股总市值达80万亿元，IPO规模连续5年居全球前列，衍生品市场（如股指期货、期权）快速扩容，为券商业务提供广阔空间从微观层面看，外资机构通过券商渠道可直接参与中国资产配置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推进，2024年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占比达

6.5%，北向资金日均成交额超1500亿元，对市场定价权的影响持续提升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需求旺盛，2024年跨境并购交易规模达

1.2万亿美元，其中60%涉及外资投行服务，这为外资机构带来大量业务机会进入动因全球资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此外，全球分散配置需求推动外资增配新兴市场2024年MSCI新兴市场指数纳入A股比例提升至30%，富时罗素指数扩容后，国际资本对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进一步释放，而券商作为连接中外资本的桥梁，其价值将持续凸显外资进入对国内券商的多维影响积极影响倒逼行业升级，加速能力建设提升服务质量从“通道业务”到“价值服务”国内券商长期依赖“通道业务”（如IPO承销、经纪佣金），服务同质化严重，而外资机构以“深度研究+定制化服务”为核心竞争力例如，高盛对某新能源企业的研究报告长达50页，涵盖技术壁垒、政策影响、全球竞争格局等维度，帮助企业精准定价、优化融资方案；摩根士丹利为某消费龙头设计“跨境供应链金融+海外并购”综合服务，使其海外市场收入占比提升至35%这种“以客户价值为导向”的服务模式，倒逼国内券商从“重规模”转向“重质量”，推动研究、投行、资管等业务向精细化、专业化升级积极影响倒逼行业升级，加速能力建设优化市场结构促进国际化与专业化外资机构的进入加速了国内券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在合规方面，外资机构严格遵循国际监管规则（如巴塞尔协议Ⅲ、MiFID II），推动国内券商建立更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在业务模式上，外资机构带来的对冲基金、量化交易、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业务，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促进券商业务多元化例如，中信证券2024年引入外资机构的量化交易系统，其算法交易占比从15%提升至30%，交易效率提升20%，客户满意度显著提高推动行业整合优胜劣汰加速，头部效应凸显外资机构的竞争能力倒逼中小券商“差异化生存”，部分缺乏核心优势的券商可能面临合并或转型压力2024年已有3家中小券商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通过股权合作获取技术与客户资源；头部券商则通过“头部效应”巩固优势，如中金公司、中信证券通过与外资机构成立合资资管子公司，快速提升资产管理规模，2024年其资管规模分别达

2.8万亿元、

3.2万亿元，占行业总规模的25%这种“头部集中”趋势，将推动行业资源向优质机构聚集，提升整体服务效率消极影响竞争加剧，风险挑战并存高端人才流失核心团队面临“挖角”压力外资机构以“高薪+股权激励+国际化平台”为优势，成为国内券商核心人才的“主要目标”2024年某头部券商投行部总监被高盛以年薪5000万元挖角，某中型券商量化团队核心成员集体加入摩根士丹利，类似案例频发人才流失不仅削弱国内券商的业务能力，更可能导致客户资源被带走——据行业调研，60%的高净值客户表示“更信任有国际背景的投顾”，这对依赖客户关系的国内券商构成直接冲击业务市场份额被挤压高附加值领域竞争白热化在跨境投行、财富管理、衍生品交易等高附加值业务领域，外资机构凭借经验与资源优势抢占市场2024年外资机构在跨境IPO市场份额达22%，高于2020年的8%；在高端财富管理市场（可投资资产超1亿元），外资机构客户规模达1200亿元，占比18%，且增速是行业平均的2倍相比之下，国内券商在这些领域仍处于追赶阶段，部分业务（如大宗商品衍生品做市）市场份额不足10%，长期面临“高附加值业务空心化”风险消极影响竞争加剧，风险挑战并存合规与风险传导国际市场波动的“输入性风险”外资机构的业务关联度高、国际市场经验丰富，其合规风险可能通过合作渠道传导至国内券商2024年某外资机构因“反洗钱合规问题”被美国SEC处罚，导致与其合作的国内券商被暂停跨境业务资格；此外，外资机构的交易策略（如高频交易、杠杆交易）可能加剧市场波动，2024年A股某行业板块因外资机构集中做空导致股价单日暴跌10%，引发市场对“国际资本操纵风险”的担忧这些案例表明，国内券商在与外资合作或竞争中，需建立更严格的风险防火墙国内券商的应对策略短期守势、中期转型、长期突围国内券商的应对策略短期守势、中期转型、长期突围面对外资冲击，国内券商需结合自身优势与行业趋势，制定“短期防流失、中期强能力、长期建生态”的分阶段应对策略，在开放中实现“弯道超车”短期（1-2年）强化人才与客户壁垒，守住核心业务优化人才战略从“被动挖角”到“主动留才”国内券商需打破“薪酬天花板”，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例如，中信证券推出“超额利润分享计划”，核心团队可分享业务利润的15%-20%；华泰证券试点“员工持股平台+项目跟投”，将核心人才与公司利益深度绑定同时，需打造“国际化培养体系”，与高校、国际机构合作开展“双语培训”“海外实习”，提升员工全球视野与专业能力，从根本上减少人才流失风险深耕本土客户锁定“不可替代”的本土优势外资机构虽在国际业务上有优势，但对国内市场的“特殊性”（如政策监管、客户偏好、产业生态）理解不足国内券商需利用“本土资源网络”，深耕中小企业、地方政府、国企等客户群体短期（1-2年）强化人才与客户壁垒，守住核心业务例如，招商证券通过“地方政府产业基金+本土企业供应链金融”模式，2024年服务中小企业客户超5000家，业务收入增长40%；国泰君安聚焦“乡村振兴”领域，通过“投行+资管+研究”联动，为县域企业提供定制化融资服务，市场份额达12%短期（1-2年）强化人才与客户壁垒，守住核心业务加强合规建设筑牢风险“防火墙”国内券商需对标国际监管标准，完善合规体系例如，建立“跨境业务风险隔离机制”，将外资合作业务与国内传统业务分账管理；引入国际合规工具（如反洗钱监测系统、压力测试模型），提升风险识别与应对能力同时，需加强员工合规培训，2024年某头部券商投入超1亿元建设“合规数字化平台”，实现业务全流程合规监控，违规事件发生率下降60%中期（3-5年）提升核心能力，实现差异化竞争打造“中国特色”研究品牌从“宏观分析”到“产业深度”国内券商需聚焦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特色赛道”，建立差异化研究优势例如，中金公司成立“新质生产力研究中心”，重点覆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领域，其发布的《中国半导体产业白皮书》成为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半导体企业的重要参考；中信建投聚焦“消费升级”，通过跟踪2000家零售企业数据，构建“消费景气度指数”，为客户提供精准投资建议，2024年其消费行业研究市场份额达30%中期（3-5年）提升核心能力，实现差异化竞争加速数字化转型用技术重构服务模式国内券商需拥抱“金融科技”，提升服务效率与体验例如，华泰证券“涨乐财富通”APP用户超1亿，通过AI客服、智能投顾、量化交易工具，客户交易佣金率下降20%，AUM增长35%；东方财富通过“一站式金融平台”（券商+基金+银行），吸引年轻客群，2024年其零售客户数达2亿，成为行业第一未来，随着5G、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能力将成为券商的“核心基础设施”探索“跨境业务+本土优势”融合模式国内券商可依托“一带一路”、RCEP等政策红利，发展“本土化跨境业务”例如，中国银河证券在东南亚设立分支机构，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并购”全流程服务，2024年跨境业务收入增长80%；海通证券与东南亚交易所合作开发“人民币跨境交易系统”，推动中资企业在区域内上市融资，市场份额达15%这种“本土资源+跨境服务”的模式，可帮助国内券商在与外资竞争中找到“差异化切口”长期（5年以上）构建行业生态，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行业整合从“单一机构”到“生态伙伴”国内券商需通过“合并重组”“战略联盟”构建行业生态例如，中信证券与中信建投、国泰君安等头部机构成立“中国金融服务业联盟”，共享研究资源、客户渠道与技术平台，联合参与国际资本竞争；中小券商可通过“垂直领域专精化”（如区域投行、特色资管），成为头部机构的“生态伙伴”，实现“错位发展”国际化布局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出海”国内券商需主动“走出去”，在海外市场建立竞争力例如，中金公司收购东南亚投行，2024年海外收入占比达25%；中信证券在伦敦、纽约设立分支机构，服务中资企业跨境融资，市场份额达10%同时，需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通过加入国际投行协会（如SIFMA）、参与全球金融峰会，提升中国券商的国际话语权长期（5年以上）构建行业生态，提升国际话语权创新业务模式从“传统中介”到“综合金融服务商”国内券商需突破“单一券商”定位，向“综合金融服务商”转型例如，平安证券依托平安集团“保险+银行+券商”生态，为客户提供“投融资+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综合服务，2024年其综合金融客户AUM达

1.5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2倍；未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券商可通过“场景金融”（如消费分期、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如ESG产品、碳中和基金）等创新业务，拓展收入来源结论在开放中锻造中国券商的“核心竞争力”2025年外资全面进入券商行业，是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行业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对国内券商而言，挑战固然存在——人才流失、市场竞争、风险传导等压力不容忽视；但机遇同样显著——通过对标国际、加速创新、深耕本土，完全可以在开放中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从“本土龙头”到“国际标杆”的跨越长期（5年以上）构建行业生态，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一过程需要行业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变革，以“专业执着”的精神提升能力，更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持与监管的协同未来，随着国内券商在人才、技术、生态上的持续投入，中国资本市场将形成“本土机构与外资机构良性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为实体经济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为全球投资者创造更广阔的价值空间中国券商的“黄金时代”，不在于“是否开放”，而在于“如何在开放中锻造自己的护城河”唯有如此，才能在全球金融浪潮中站稳脚跟，实现“服务实体经济、赋能财富增长”的使命（全文约4800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