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世纪大讲坛：中国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

中国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2004年01月06日13:30凤凰卫视一一世纪大讲堂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一直往前追溯上百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吃饭问题所有的中国的领导人，皇帝也好、总统也好、国家主席也好，需要考虑的就是让中国人填饱肚子的问题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普惠时代，那么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可能你们记忆不新，但是你们的父母一定，你们的哥哥姐姐一定记得很清楚，就是票证时代，在八十时代以后，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买东西，我们买粮食，可以不要票证了可是现在，中国人，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每一个家庭，最关注的问题，又是什么问题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因为这和你们都有关系，就业问题那么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突然面临的就业问题，养老保险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种种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它？有什么对策？那么今天这个问题我们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功成教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演讲郑功成教授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保障、商业保险等学科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2003年时，39岁的郑功成成为最年轻的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主持人郑教授您好郑功成你好那么郑教授，我想在正式演讲之前，我们简单讨论几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普惠时代，就是多数人，几乎所有人都能够受益的普惠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利益分割的时代？那么为什么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年代已经过去，而且目标明确路径清楚的深层次的改革已经到来？为什么说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而促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且最终向共同富裕的时代已经到来？为什么说被动对外开放的时代已经过去，积极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代已经到来？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乃至只论GDP增加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我这一连串的问题郑功成我想我近两年来，一直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提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虽然还是称为改革开放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但是我认为已经到了一个体地讲了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写的一些社会保障书籍与文章主持人好，下面进入提问环节，有一位网民说，在中国现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中国最优势的一种资源，其实就是劳动力资源，那么说白了，其实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对劳动力的民生保障被提到太高，或者按照西方福利国家的一些标准向他们看齐，那么是不是会削弱中国的竞争力？郑功成对这个问题，我谈几点看法首先是我们的劳动力资源确实丰富，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来讲，它确实是一个比较优势，使我们的产品因劳工成本低而更具有竞争力，对此，我非常赞成第二，我认为完全依靠劳工成本的廉价来迎接国际竞争，绝对不会是一个持久的竞争力，因为劳工成本迟早是要提升的，况且这个世界还有比我们更廉价的劳动力，所以比较优势只是相对的、阶段性的，不是持久的，中国要在国际上赢得更强的竞争地位，我认为更主要的还是按照国际产业分工来调整好我们的产业结构，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劳工成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低过分了，就是基本的保障都没有了，这个跟我到一些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所看到的现象是大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很多劳动者，我们的农民工，年头干到年尾，居然领不到工资，这是什么劳工成本低？这跟国际竞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凡是在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的劳动者，其收入往往是较高的，大家看在三资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工作的，其工资收入是很高的所以，以中国的劳工成本低来作为我们国际竞争的优势，我个人感觉到，虽然不能说它很荒谬，但肯定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从现实出发，我们发现在中国劳工成本最低的恰恰是不参与国际竞争的主持人不参与国际竞争的郑功成对第四点，就是为劳动者建立相应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是它的一般的规律和规则，中国也不应当成为例外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是为了维护劳动力的再生产、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恰恰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恰恰是有利于竞争的社会保险制度解决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实际上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让他们放心地消费，而消费会进而来拉动生产，最终形成良性的经济发展格局主持人良性的发展格局郑功成反过来讲，就可能是恶性的就像1997年时，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五次调低存款利率，我们的老百姓还是把钱一个劲往银行存国外的经济学家看到都很不理解呀，因为在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存储利率一调低，老百姓就可能把钱取出来买东西而在中国，即使一点利率都没有，老百姓还会往里边存钱，为什么？在1997年前，是因为出现了退休者有领不到退休金的，医疗保险改革使一部分人看病要自己掏钱，还有什么教育产业化、住房私有化，等等，好像国家什么都不保障了，什么都要自己掏钱人人都觉得后顾之忧在累积，谁都必须为自己及子女的未来打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关的经济政策就丧失了调节的功能与力度，实际上应当起作用的经济政策（如利率杠杆）起不了作用1997年由于大家存钱不消费，当时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跌，有很多产品卖不下去，整个消费市场上没有繁荣的景象、是萧条，许多国有企业因产品积压而效益极为不良所以在当时，朱籀基总理就任时的局面是个很烂的局面大家不消费是因为有生活风险，为什么有生活风险？是因为没有社会保障反过来讲，如果有社会保障，居民的生活风险减少了，对未来的安全感增加了，大家也就敢于消费了，消费就能够带动生产、促进生产所以说，不能说是好像劳工成本低，不要社会保障，你就具有竞争力刚才我觉得你讲的很对，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劳工成本并不是很低至少不是最低的，劳工成本最低的恰恰是不参与国际竞争的单位所以，不能以吸引外资为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要劳动保护、不维护劳工基本权益的借口政府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我赞同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因为我们面临的是整个世界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我们如果不对投资者做出优惠，就确实吸引不了资本；但另外一个方面，也应该适当地保护我们的劳工利益，使两者和基本利益都能够得到适当的兼顾，目前是劳动者的利益维护得非常不够以农民工为例，一些人工作一年了连工资都领不到，这就非常不应该，对劳动者干活不给工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一种强盗式的掠夺行为再如所有国家的工业劳动者都有工伤保险，且无一例外都是强制的，但中国几亿工业劳动者只有15%能够享受到工伤保险，许多农民工因工伤事故而成残疾，结果可能得不到任何补偿，甚至还有雇主与劳动者签订所谓生死合同这就根本不是什么比较优势与比较利益的问题所以说，从2004年元月1日开始实施工伤保险条例，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新一届的领导集体一年来的行动，表明了民生问题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劳工的利益也会得到相应的保护，我相信这种保护不会损害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国家劳工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同学郑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个关于农民收入的问题，前一段我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增加农民收入，但是这个政策出台的同时，农民所需要的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格，也相应地提高了我想问这个政策的出台，到底会不会收到它所预期的效果？谢谢您郑功成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一届政府摆在第一位的就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我个人认为它的核心就是农民的收入问题所以说中央政府出台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应该说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它应当是非常有成效的例如，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就按照每个农村居民人平补贴二十块钱，然后要求地方政府也补贴二十块钱，那就意味着每个农村居民每年有四十块钱的医疗费用的补贴，农民的医疗费用就可能被大幅度减少，这就意味着你的收入增加了；再如正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的补助制度的确立，实际上也是农民收入的增加还有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兴修有关水利工程及其他基础设施，国家的投资力度都会加强，目前还在探索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不可能在短期内探索建立农业政策保险制度上述政策的实施，比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农产品价格补贴与出口补贴都更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要真正增加农民的收入，我觉得还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减少农民，只有减少农民，农民的收入才会增加，如果还是

六、七亿农民在农村，那么他的收入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说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首先是要减少农民的数量；二是土地的适当集中，只有规模经营才能产生规模效益中国的农业在国际上并没有竞争实力，这是大家公认的，有人看到目前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还以为我们有竞争力，这是个错误的信号，因为今年的农产品涨价，一方面是国内的粮食生产规模下降了，更主要的是因为国际上美国等国的农产品产量下降导致国际粮油市场价格上涨，进口商在中国的盈利空间缩小了，所以导致价格上涨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政策是在现行的条件下所采取的政策，它能够部分地解决或者提高农民的收入根本的还是在于减少农民和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主持人感谢郑教授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和电视机前的电视观众，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完）后改革开放的时代，因为跟二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年代相比，目前尤其自上一届政府掌政的那五年开始，应该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产生了一个重大的飞跃，这个飞跃决定了我们所关注的、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跟前一个改革开放时期完全不一样了主持人可不可以说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郑功成:对主持人这个时代，既是改革开放的延续，同时又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的深化也就按您的术语来说，进入了一个后改革开放时代郑功成对，我一直找不到一个非常准确的词来形容当前的时代特征，但各种情形表明当前所处的时代确实与前二十年相比有了重大的变化，所以我是用“后改革开放时代”来表明当前的时代跟以前二十年的区别总体的认识是我们确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呢，我想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成为国家、成为民众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觉得需要了解这一时代的基本背景，这就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些已经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提的最多的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生产满足不了人民群众需求的时代，是供应短缺的时代主持人要到过春节的时候才有四两糖吃郑功成是的，春节才可能有四两糖吃，那时候穿衣服也是每个人一年只有几尺布，那都是有限制的，是严格的凭票供应的票证时代，可见供应是非常短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已经调低了，我们过去说已经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调低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一阶段被定位需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能完成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生产力，二十多年来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神舟五号都上天了，很多的技术已经跟上发达国家或者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国际竞争力在显著提升就中国而言，这二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在生产力水平方面、科学技术方面，是举世瞩目的，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发展也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比拟的那么，在新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现在面临一些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或者不合理导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的持续扩大就有可能带来贫富之间或者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对抗性矛盾和进一步加剧的利益冲突，这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普遍贫穷的时代，在现在则是存在贫富差别而且还在持续扩大这种差别的时代，这是大不一样的国际上有一个衡量贫富差距的通行指标，就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

0.4是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我们国家这个指标在1991年的时候是

0.282,到2001年上升到

0.459,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别处于明显偏大的状态中国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有多少富人，富人不好统计，富人因为财富的标准和收入统计的欠规范，现在不好掌握但是贫困人口那是基本有数的，贫困人口到底有多少？按照官方的公布，就是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即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还有三千万主持人就是没饭吃郑功成对，这些人口还没有真正好吃饭、穿衣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新当选的温家宝总理对这一问题尤其清楚，我们的家宝总理讲，如果把好几年前定的农村贫困线标准提升两百块钱，那么农村贫困人口要增加六千多万，那乡村贫困人口总数就不是三千万而是九千万；城市有多少贫困人口呢？民政部最近有一个统计资料，就是现在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市民有两千两百多万大家想一下，上述两个数字一合计，就是一个亿以上的贫困人口，而且这些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还是很深刻的主持人基本上就家徒四壁郑功成是呀，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确实是如此我今年九月到一个贫困地区调研，在一个乡到一户被认为是生活条件较好的农户家中调查，就发现只有一间用泥巴垒起来的房子，低矮而破旧，在墙脚是一大堆土豆，泥巴墙的外面挂着一串串玉米，这是他们的主食；房中间有一个火塘，还有二张用树木搁起来的破床，其贫困状态依然是很深的因此，尽管中国已经走出了普遍贫穷的时代，绝大多数居民进入了小康生活状态，但贫困问题仍然存在，贫困人口不仅规模仍然庞大，而且贫困程度仍然较深刻，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任其发展，那么贫富之间的对抗就有可能加剧有一个现象就是在今年的4月份，山西的民营企业家李海仓被杀他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是个亿万富豪据网上的有关调查，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多数人关注的是他的钱是怎么来的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人有仇富的心理，就是仇恨富人的心理主持人仇恨富人郑功成但是我也觉得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因为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间，你既要让富人活得更好，也要让穷人能够活下去，即贫富之间的差距要在可忍受的限度内，这样社会才有可能获得和谐与协调发展应该说李海仓本人还是个很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他也经常参加慈善公益事业，但是就整体上而言，中国先富起来的整个群体的形象，尤其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群体形象目前还未真正树立起来所以，应当关注贫富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可能的社会磨擦或者对抗，这是我认为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劳资关系，或者叫做劳动关系这个劳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矛盾一，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农村也是一样郑功成都是国家与单位的主人翁，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被认为是完全一致的但到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占据的是主流，大量的劳工、劳动者实际上不是在为国有单位工作，而是在为私营企业或者外国老板工作，还有大量的个体户，因此，劳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从中外的经验与现实出发，劳资之间的利益是很难完全一致的比方说我是老板，我给员工的福利非常好，就意味着我要少赚点，如果能够把员工的工资降低，不让你参加社会保险，或者延长劳动时间，那我的利润就很高或者产品的竞争力就越强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由过去的利益一致的劳动关系，正在向利益有冲突或者利益有分割的劳资关系转化在谈到劳资关系时，我也经常提醒到必须注意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整个国际的劳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我前几年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劳资关系在由过去经历一国之内的强资本弱劳工关系后，发展到一个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的相对平衡，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已经演变成为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现在就是处在一个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就是说资本的势力因其可以自由流动且总是能够找到廉价的劳动者而显得越来越强势，而劳工因只能接受资本的自由选择而显得越来越弱势化，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主持人所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特别反对这个WTO郑功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虽然没有脚，但是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从发展中国家来讲，因其发展需要资本，又面临着对资本吸引的这样一种竞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虽然不能说是给资本献媚，但可以说为了吸引投资确实会给资本创造非常好的环境与条件，就是各种优惠的条件，包括税收减免、土地廉租、劳工廉价甚至以直接减少对劳动者的保护与福利为吸引资本的代价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国家也不可能只考虑劳工的利益与福利，还必须考虑如何才能吸引投资，这是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十分重要的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国际背景确实在中国也有体现，即中国劳工的地位确实有弱化的趋势许多劳动者的劳动保护不到位，许多非公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尤其是超过一亿的农民工在遭受歧视如果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即国家允许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强势化、劳工的地位越来越弱势化，那么劳资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就迟早是要爆发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需要高度关注，关注劳资之间的地位与关系演进及其趋势，并将劳资关系看成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基本矛盾，这是当前时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郑功成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冲突问题就是五亿拥有城市居民户口的人口跟一亿多由农村走进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关系怎么来处理？我想今年我们的非典爆发以后，农民工在那个时期回乡的达到八百万当时有的报纸说农民工没有社会责任，我是不太赞同的我记得我在接受有关报纸的采访，我说应该重建农民工对城市的信任，要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要给农民工以相应的权利，我们不能说你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奉献的是精华，然后我给你的却是歧视与垃圾主持人还带着满身的伤病郑功成对，是这样我今年到广东调查，听介绍说东莞市拥有本市户口的人口只有一百多万，而外来务工的农民工却达到五百多万这是个什么概念？东莞可谓富得流油，但是谁富得流油？那当然是一百多万拥有东莞户口的居民，而不是五百多万务工的农民工对东莞来讲，不可能总是这样发展下去，不可能在同一个城市创造的财富却只能始终由少数人享用或占有，结果公民被分成两个等级甚至三个等级除了经济上的利益要求外，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权益可言，而他们对这些基本生活与劳动保护权益的诉求却日益迫切，甚至有些地区的流动人口已经在政治权利上提出了要求比如说深圳那边就有人提出，深圳市的人大代表应当有农民工的代表流动人口正在考虑到自己的经济利益、社会权益、政治权利如果我们政府不高度注意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尽快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之间的冲突迟早也是要爆发的，我觉得这已经构成了中国当前的又一个基本社会问题除了这三个以外，还应该关注的是由于长期的经济区域倾斜政策带来的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化比方说要把海南建特区，就让它什么都可以做；在深圳建特区，就调动全国乃至海内外的资源；要发展上含就把浦东划出来给以各种优惠政策；要发展西部就来个西部大开发；等等过去由于资源有限，加上发展经验不足，经济政策长期采取区域倾斜具有必然性、必要性、重要性但这种长期倾斜的经济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就是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东部发达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剥削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因为中西部的资源长期被东部发达地区在廉价使用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当然也必定影响到民生问题了如果任地区差距扩大下去，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进而有可能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损害我们国家的统一与此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中国的城乡差距最近二十多年来只有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是较小的，那时是城市进步小而农村因实行承包责任制而发展极快，但此后则是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时期在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走向一体化，城乡的市场就不可能一体化，包括这个消费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最终的结果不光是损害不发达地区和农村，而是损害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当然，我还可以举出现阶段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但是我觉得，刚才所讲的这四点，可能是我们国家必须加以高度关注并且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社会风险主持人郑教授，您觉得隐藏在刚才你说到的这四大社会风险背后的实质是什么？郑功成我感觉到在这些风险的背后隐藏的，最根本的还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应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提得很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国计民生对吧！国家发展计划与老百姓的生活那是相提并论的但是你要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国家的发展计划确实是向来受到重视的，而老百姓的生活却长期受到轻视，所以说，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里面有个“民生主义”，“民生主义”要解决的就是国民的生活问题，这里面就有节制资本、扶助劳工及相应的土地政策刚才我所谈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贫困问题是民生问题，劳资之间的对抗也是民生问题，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是民生问题，那么流动人口和固定户籍人口的冲突也包含了民生问题，地区之间的差距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还是民生问题谈到民生问题，大家也不要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只是穷人的或者贫困地区或者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民生问题实际上也包括高收入阶层甚至富人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实际上富人也是需要的如现在城市居民的家庭财富多了，但由于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要保持财富就有风险，而是就把住宅窗户用铁栏杆把它封起来，自己好像坐牢一样，因为不安全呀为什么不安全？就是因为有人的生存机会、生存条件受到了抑制或者是他不具备，那么他就有可能产生反社会的行为、冲动、心理如果一个社会是不和谐的，对抗性矛盾加剧，社会也就不会有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首先会使富人生活在风险之中，因此，民生问题不能只被看成是低收入人口或者贫困人口的事情对民生问题，如果具体地讲，我认为主要是三个大方面，即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能不能保证每一个劳动者拥有一个工作岗位，有一个就业机会，是能否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有劳动者七点三亿多，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几乎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总数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创造七亿多个工作岗位是何等艰难的事情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业最高峰年份，新增劳动力达到二千四百万，这个高峰从2003年开始将持续八年左右，保持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就是每年需要创造两千多万个工作岗位才可能真正解决好中国的就业问题当然这里边既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除新增劳动力外，我们还知道，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原来的工作单位被劳动效率提高挤出来的劳动力还会有一部分，即失业下岗劳动者，这些劳动力还面临着重新安置的问题，因此，中国的就业问题可以说是一种长期的、严峻的局面，绝不是短期的就业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这个挑战是非常之大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那么民生之本就动摇了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涉及到社会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过去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财富太少了，就是可供分配的蛋糕太小了，那我们就拼命地把这个蛋糕做大，做大了不就多了吗？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们确实把蛋糕做大了2003年的GDP达到十一万个亿，人均GDP也达到了一千美元以上，这在国际上，谈到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时候，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表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人平GDP超过一千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呀？就是人们不再是简单地解决吃饭、穿衣问题，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解决的是你的住和行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看到了私人小轿车的购买在直线上升，私人买房也在直线上升这表明蛋糕做大以后确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惠，但如果中介一味地做大蛋糕，并不见得所有人都能从里边分到很恰当的一部分，如果分配不好就会引起甚至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发生危机，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因为做大的那一块可能只被一小部分人把它拿去了因此，我一直认为，当蛋糕做到一定程度大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地分配蛋糕的问题，应当使全体国民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么，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现状如何呢，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但我觉得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依然没有到位没有到位首先一个就是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效率体现得不够，如大学里面名教授的工资与一般助教的工资差别不大，医院里面的医生与护士收入差距不大，因此，从初次分配里面劳动者的这种收益分布来看，应当从效率出发坚持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就未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因为名教授与助教对一所高等院校而言，其贡献不非常不同；医生与护士对医院而言，其贡献也是非常不同的此外，在初次分配里面，投资回报与劳工所分享到的份额相比，结构也是不合理的主持人不合理郑功成不合理的有人做过统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在GDP中，劳动者所拿到的工资所占比重在近十年来是持续下降的大家可能会问，劳动者少拿的部分被谁拿去了？无非是两条渠道，一个是国家的收税，它可能加收了，我们的财政收入确实是有所上升了；另外一部分就是谁拥有这个企业，谁投资了，资本的所有者所拿的份额越来越大更有甚者，许多农民工还领不到应领的工资因此，当前的初次分配，虽然原则上讲按照要素分配，但并未真正按照要素分配目前的分配结构及利益各方所占有的份额是不合理的那我们再看看再分配环节在市场经济国家，初次分配确实是充分体现它的效率谁对财富的贡献大，谁就应该多拿谁对财富的贡献小，谁就应该少拿他只按照这个规则，没有别的规则但一个社会并不能只有效率原则，比方说有的残疾人他不能工作，那他靠什么来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有的老人已经退出了劳动岗位，有的不健康的人他不能再继续工作等等，初次分配中是不可能照顾这样一些人群的但这些人群（况且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也要生活，那好，为了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就会通过政府干预来建立有力的再分配机制再分配就是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通过税收形成财政收入，然后通过对财政收入的分配来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走向更加合理化再分配的方式与途径主要是社会保障再分配的调控力度、调控的对象，就是为了解决初次分配按照效率原则形成的差距，是缩小这个差距但是从目前看起来，中国的再分配力度还不够从中央财政来讲，中央政府曾经提出在十五期间用于社会保障补贴的资金要占到整个国家财政的15%到20%而现在实际上还只有12%左右而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事业构成了国家财政支出的最重要的部分主持人对郑功成如果说初次分配、再分配都还没有调整好这个收入分配差距，那还有第三次分配即是大家捐献慈善事业我看到美国的一份资料，1998年的时候，美国慈善公益机构掌控的资源达到六千七百多亿美元，当时我计算了一下，相当于美国GDP的9%,其中有将近两千亿美元是个人捐献，这个也不得了呀，相当于美国GDP的2%以上大家看看，不要说中国是贫穷还是富袁我们只看相对数如果是按照我们GDP的2%,大家可以计算一下，我们今年的GDP是十一万亿人民币，2%应该有二千二百亿人民币但据我的调查研究，我们一年能筹到五十亿人民币的慈善捐款就不错了，这对整个收入分配几乎没有调节作用主持人微乎其微郑功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主持人忽略不计了，对郑功成第三点我想集中讲一下社会保障问题，它实际上处于再分配环节社会保障包括如下几块第一块是社会保险，它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这五大保险第二块社会救济，包括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对灾民的救济，对某些需要救济的特殊人群的救济第三块就是社会福利如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儿童福利、青少年福利还有医疗保健、住房福利与教育福利等，实际上都是保障国民生活和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的制度安排，这套制度建立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使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保障就是使所有的人，都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从，现实来看，我们国家确实在这方面虽然成就同样巨大，但做得还不够，与国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相比差距很大过去人们往往只提社会保障改革后新加入进来的人口在不断增长，比方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从八千万上升到一个亿再上升到一亿二，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从四千万增长到一个亿，等等但从另一角度讲，同样使用这些数字，你会发现，中国还有十多亿人口没有基本养老保险，即使把那些低于劳动年龄的人不算，就以七亿多劳动者加上一亿多老年人共九亿人来算，我们也还有七亿多人没有基本养老保险；还有十多亿城乡居民缺乏医疗保险，还有乡村贫困人口享受不到固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可见，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任重而道远从就业问题到收入分配问题，再到社会保障问题，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都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它们构成了民生的三大根本问题，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风险就必然会累积，社会风险如果累积就总有爆发的一天，最后就会酿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必然波及到政治、经济，继而带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所以，我有时候总是在提醒，不能只看到我们国家目前发展态势非常良好，有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国家与社会就可能不能很健康地、很和谐的、很协调的持续发展主持人那么您觉得，如何通过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来规避这种社会风险，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社会进步能够健康地发展郑功成应该说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太容易的我们的改革目前确实是到了涉及深层次问题的时候了我刚才谈到的贫富关系、劳资关系、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关系、地区关系和城乡关系，实际上都是中国未来二十年发展中的一些最重大的问题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当然不是我今天在这里能讲得清楚的但是，从解决民生问题的角度来讲，我感觉到，首先的一点，就是我非常赞成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是非常英明的我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最终实现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根据科学的发展观，应该对已有或现行的相关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比方说，我刚才谈到贫富差距问题，要真正调整贫富关系，就应该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重要调整，在理顺初次分配关系中应当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得到尊重的保障，在再分配环节则要在加在力度的同时充分地体现出公平原则要调整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制；开征遗产税，特别消费税等等，让高收入阶层为社会做更大贡献，让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权利有基本的制度来保障对国家的财力安排也应该做出重大的调整我们过去的财政主要的是用于经济建设而搞市场经济应当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开展经济建设，政府过度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就是对市场机制健康地发挥作用的一种损害那么政府的钱干什么？政府的钱应该主要用于公共事业、社会发展、社会事业与社会保障，这就必须高速国家财政结构，真正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来安排财政支出就业问题怎么来解决，实际上我也开不出太多的良方2004年的就业问题比2003年可能更为严峻，这是我在接受新华社有关记者采访时所讲过的因为2004年除了新增劳动力规模不减、需要再就业的失业下岗人口规模仍然偏大外，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体制性障碍在减少，可能进城打工的农民会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牵涉到跟我们大学生有关的，明年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达二百八十万，达到最高峰2003年是二百一十万，明年还要裁军二十万，这二项均是需要新的工作岗位的,近一百万了主持人一百万郑功成就是一百万了所以说明天的就业压力是相当严峻的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得那么快，始终保持了高速持续增长，为什么就也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刚才谈到了，除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属于绝对过剩外，还有一个经济结构问题由于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劳动力就业岗位的显著增长我给大家讲一个数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二百四十万个工作岗位；到近几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却只能创造七十万到八十万个工作岗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规模在直线上升，而创造的新的工作岗位却缩减到原有规模的三分之一按照专业行话讲就是就业弹性在持续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比方说高新技术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很高，但是它对就业的容量很少近几年我讲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既不赞同把就业增长摆到优于经济增长的位置来考虑，更不赞同只论经济增长而忽略就业增长问题我一直提的是就业增长应该和经济增长并重这样一个方针就是你在注意提升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劳动效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不能忘记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甚至夕阳工业对工作岗位的贡献，尤其是对能够大量地容纳劳动者的那些产业要进行扶持这样，经济也增长了，就业岗位也上升了在市场经济国家，总统竞选不会向选民承诺DGP增加多少，因为那个是他难以控制的，但他完全可能承诺新增多少就业岗位因为有一些岗位是需要通过政府的扶持，通过有组织的开发才能创造出来的对于社会保障，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问题主要是保障不足，这一制度的建设需要加快进行那么，这一次修改宪法时，就专门写上要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第一次把社会保障载入宪法，表明国家对社会保障重视的程度原则而论，就是要加快建设这一制度，让人人都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至于里边有很多的具体问题怎么做，我可能今天不能具。